碧潭飘雪

《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》 整个三国时代，是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间。因为战事连亘不断，皇帝威信又名实俱亡，很多舞台上的角色，已不受道德上的约束，于是趋利赴势。他们自述胸襟怀抱，慷慨真切，全无腐儒气味。做起事来，也是畅快淋漓。 多读中国史书，容易养成一种以道德眼光衡量历史人物的习惯。这既与中国史书的写作重视道德评价有关，也与中国政体本身浓郁的道德色彩相联系 。

杰出历史人物中有一人似乎看到了道德立国的局限，他三次下令求才，认为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，有才能的人不一定有品行。所以他征求的不在“笃行”和“守信”之士，即使“不仁不孝”，只要有“治国用兵之术” 就可提拔。这个人就是曹操，他的超越常规之举也使他出类拔萃，有所作为。

不过，历史学家黄仁宇却这样评价曹操：“他虽看清传统道德不能拯救当日毛病，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道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毛病。”作为现代学者，黄仁宇的眼光自然更宽阔、更深邃。他缕析众多历史事件，进而指出： “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。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，可以不要。只是人类性情复杂，道德名义后面的真相不可捉摸。”基于此样认识，他表示：“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。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，人世间最高的权威，一经提出，就无商讨斟酌之余地，故事只好就此结束。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，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，这都是引用道德解释历史，操之过急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。”

《贞观之治》   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，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，几乎一致的恭维。白居易有诗，歌颂太宗德政： 

　　　　怨女三千出后宫，死囚四百来归狱。 

　　然则李世民被人恭维，并不是完全一致。“死囚归狱”早就被传统历史家指责不近人情，似乎有意安排，制造名誉。明朝的万历皇帝，被指责为昏君，却对臣下称：“唐太宗胁父弑兄，家法不正，岂为令主？”于是在经宴（文学之臣在皇帝面前讲解经史，事后设宴的节目）时不许进讲《贞观政要》。 多读中国史书，容易养成一种以道德眼光衡量历史人物的习惯。于是，在我们的心目中，很容易形成明君与昏君、忠臣与奸臣、清官和贪官这样一些道德上二元对立的观念，仿佛历史就是一部明君与昏君、忠臣与奸臣、清官和贪官的交替史、斗争史。

    现在就从太宗以道德成就为标榜这一点看来，可以窥见李世民的真实性格。近代心理分析学者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分为三个部分：生理之我（主要表现在人作为动物本能的欲望）、社会之我（受父母教育和社会规范的约束，对自我的欲望加以控制）、心理之我（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欲望，一方面又对自己赋予一种社会价值）。

唐太宗及贞观之治，最便于用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释，李世民是一个容易性情冲动的人物。他曾要卢祖尚任交趾镇抚，卢已答应就任，回头又向皇帝推辞，李世民邀请再三，卢坚不受。世民一怒之下说：我对你还不能驱使，如何能够驾驭天下！当时斩卢于朝堂。可是他既有弑兄胁父的行为，又曾读圣贤书，不能无愧于中，且受良心谴责，因之更要表彰他种种行为，无非自卫。魏征系前太子的秘书及顾问，据说有教唆李建成图世民的策划，他也将魏征接收过来，倚为顾问，才表示他始终宽宏量大。以后魏征在贞观一朝向皇帝诤谏二百余事，多时违犯太宗意旨，反被优容。《资治通鉴》有这样一段记载： 

　　　　上尝罢朝，怒曰：“会须杀死田舍翁！”后问为谁，上曰：“魏征每庭辱 

　　我。”后退具朝服，曰：“妾闻主明臣直：今魏征直，由陛下之明故也，妾敢 

　　不贺！”上乃悦。 

　　可见得太宗之受谏，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，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面。魏征也自知处境的危险，他曾对太宗说：“愿陛下使臣为良臣，勿使臣为忠臣。”因为忠臣没有好结果，良臣则“身获美名，君受显号”，彼此共存共荣。 

　　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。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，可以不要。人类性情复杂，道德名义后面的真象不可捉摸。民国初年的军阀发通电时，无不以拯国救民为职志，其重点则是“我”为其拯救者，要是反对“我”，则是叛国殃民。

《靖康耻》 宋朝第八个皇帝徽宗赵佶于公元1125年金人进逼汴京之际仓皇传位于皇太子赵桓，翌年改元靖康，徽宗南奔，赵桓成为历史上的钦宗。这位苦命的皇帝，做皇帝只一年多，被金人掳去，终身监禁达三十年之久。 

　　其实徽宗也未漏网。靖康元年，钦宗搜括开封市内的金银贡献于金军，太上皇徽宗为群臣谏劝表示团结一致的局面下回汴京开封。不料朝庭尚在和战未决间，金人卷土重来，竟掳获当今皇上、太上皇、后妃、皇子、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。此后徽钦二宗先后死于五国城，已不在话下。 

　　只有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能够举兵脱逃，在南京称帝，是为南宋的高宗。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于江浙沿海一带，有一个时期亡命于海舟之上。直到1141年秦桧的和议成功（岳飞父子成为议和的牺牲品），赵构向金主称臣，每纳岁币银绢各二十万，又认定淮河为界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较安全，如此保持半壁江山。

　这前后一连串的事实聚看起来，实在是违反情理。北宋的人口即是极粗率的估计也应当在一亿以上。而常备兵兵数在１１世纪中期之后，经常在百万以上。契丹女真与蒙古，无此庞大的人力。　如言文化程度及经济力量，少数民族更不能与多数民族相提并论。宋朝的富裕程度也超过以前任何朝代。那导致“靖康之耻”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？黄仁宇先生认为是中国的官僚主义。

1. 官僚主义导致宋朝的人口与物资，不能有效的动员，以致军事与外交，一蹶不振，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。

2.  官僚主义的做法，向下级追究责任，强迫臣僚谎报掩饰。向军政机构报兵少，以减轻责任，向财政机构报兵多，以争取粮饷，校阅时则请人替代。

3. 军队的兵员素质、士气及战斗力都每下愈况。以难民为兵，以囚徒为兵。甚至在兵士的面上黥字、臂上刺字以防止逃亡的事情都已发生。其人员的素质既如是，器械也是滥竽充数。